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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特性的思考

http://www.wustudy.com/吾学网-留学预科-国际本科-在职研究生-在职硕士-雅思培训-托福培训发布时间:2018-12-04

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特性和规制方式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范与事实相结合进行探讨。本文首先将分析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相关主体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不同理解和诉求,进而探求中外合作办学的若干特性,以及对相应的若干关键环节应如何规制做了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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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体视角下的中外合作办学


人们常常试图通过以定义的方式来厘清中外合作办学的边界。然而,如果我们把中外合作办学视为一个制度体系,那这个制度体系,不仅包含着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各种规则,还包括此间各种行动者(相关主体)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不同理解,以及这些理解作为内在动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影响。


基于以行动者为中心,笔者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对不同类型的行动者“意味着什么”存在着明显差别,不同主体的诉求也有明确差别,从中或许可以去探求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性及其在不同行动者那里的重要性排序:


(一)国家意志(主权者)的视角

“中外合作办学”及其所代表的广义上的“跨境教育合作”,[1]意味着境外主体及其影响力进入中国境内的一种渠道。一方面,中外合作办学是吸纳境外教育资源、人力资本和资金技术的重要渠道。以官方话语来说,是以教育改革开放推动国家改革发展,我们可以把这一方面称为“改革发展话语”或更细节的“引进资源”话语。另一方面,中外合作办学也是境外主体影响中国政府在教育及相关领域权力行使排他性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一问题常常以维护和捍卫“教育主权话语”的表述出现,并关联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主权话语”处于主导地位,最重要的表现是1950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2]在今天,则表现为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六十二条:“外国教育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但就“改革发展话语”而言,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形势下,中苏教育合作也可以被视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早期形式,并对新中国教育体制有着深远影响和重要作用。[3]


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下,出于参与全球竞争的目的,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改革发展”的意义更受重视。“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竞争中,中外合作办学、跨境教育合作也是增强本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在国家间竞争愈发激烈、意识形态因素更加突出的情况下,“教育主权话语”也非常突出。就此而言,在宏观政策和顶层设计层面,中外合作办学如何协调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改革发展”的意义、注重彰显“教育主权话语”的积极意义,将决定中外合作办学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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